人与动物最重要的分野，就是火的发现、使用与控制。因此人类历史上流传着无数关于火的传说，普罗米修斯盗火就是其中之一。

痛感人间黑暗与蛮荒而天神独享火种的普罗米修斯，用茴香枝盗得天火，并将其带到尘世，而他也因此被缚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日夜折磨、风吹日晒、鹫鹰啄食，承受无尽的苦难。

他的牺牲，给人间带来了烟火，人类成为万物之灵。纪念普罗米修斯的圣火，每隔四年都会在奥林匹亚点燃，绵延千年不辍。

从此，盗火者普罗米修斯日后也被用来形容成全世人而牺牲自己的先驱，喻指其伟大的背后，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苦难。

如任正非就是一名盗火者，他用来盗火的茴香枝就是华为。

提到通讯领域，很多人可能只了解手机。其实近年来的很多热词，区块链、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其前提都是海量数据(20.230,-0.25,-1.22%)的收集、传输、存储和使用。而通讯行业的所作所为就相当于铺设管道，让信息流能够在其中自由、高速的传输。

因此在未来的高度信息化社会中，通讯行业毫无疑问是基础性、战略性的抓手。在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看来，这个行业就如同“火种”一样，理应垄断在自己手里。

而任正非就像是盗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不仅大张旗鼓的进入了这一领域，甚至把“火把”洒向了全世界，如此行径，自然让美国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也就是华为近期受到多方压力的根由。

这名“鲁莽”的盗火者究竟来自哪里？

企业家的诞生

历史的发展充满了绝对的偶然和相对的必然。偶然不能决定历史的走向，但却能极大丰富了历史的本身。任正非和华为的出现，似乎就是一个典型的偶然现象。

无论从历史沿革、改革开放的阶段性、还是当今中国的国际地位来看，中国尚不具备大规模产生企业家、尤其是产生世界级企业家的土壤。如今中国号称“企业家”的群体中，商人依旧占据主流。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曾说：“商人和企业家既有关联，更有本质性的不同。简单地说，商人以赚钱为己任，一切以钱的多少来衡量企业的成功和自己的成就，而企业家则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商业则是他所使用的手段与工具。”这个判断我认为是比较到位的，从中也能看出我国缺乏企业家诞生的土壤的真正原因。

自古以来，中国就不缺少传奇商人，范蠡、白圭、沈万三、胡雪岩、乔致庸、盛宣怀……他们腰缠万贯、富可敌国，他们的经历令人深思或感喟，但他们都不是企业家。

自春秋战国以降，“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划分延续两千多年。地位低下的商人想要通过经商来改变世界几乎不可能，因此有抱负的商人们，或由商入官如胡雪岩；或由官入商如张謇；或干脆官商一体如盛宣怀，但归根结底，经商只是他们聚敛财富的手段，把持权柄才是他们安身立命、改变世界的根本途径。

四十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让市场经济的浪潮撞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无数人的命运被深刻的改变。《纽约客》前驻华记者欧逸文曾写过一本风行美国的报告文学，描绘他眼中的中国，书名就叫做《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求财富、真相和信仰》。

“野心时代”这个形容非常传神，如今的中国相当于美国20世纪初的纽约，《了不起的盖茨比》所描述的那个时代，鲜衣怒马、灯红酒绿，人人都跟资本捆绑，想以小博大，最后所有人都变成了短期化、功利化、吹糠见米的动物。

如今的中国也正是如此，老板们一改往日的落魄，成为了聚光灯下的明星，但舞台中上演的更多是关于金钱、野心和命运的悲喜剧，而绝少看到企业家的身影。

任正非的同龄人中，便有很多时代的典型作品。有妄自忧天的杞人，商人的命，却操着总理的心，谈笑间都是千秋伟业；也有不好真龙的叶公，虽然举起高新科技的大旗，但实则外强中干，生存智慧远高于经营智慧，只是打得一手好太极罢了。

但无论是杞人还是叶公，都是时代的造物。在1978年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家作为经济的主体，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即使有工厂，厂长也只是按计划安排生产的执行者罢了，根本谈不上企业家。

四十年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下，国内诚然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专注实业的企业家，如格力的“董小姐”、美的的何享健、海尔的张瑞敏、福耀的曹德旺等，但他们在庞大的商人群体面前，仍然是绝对的小众。而且无论从影响力还是核心技术来说，中国的实业家群体离高度全球化、打造高端产业还为期尚远。

唯一的异类，就是华为。

山里人的精神

任正非出生于贵州，我大伯和他的父亲曾是一所学校教书的同事，我堂兄和他也是校友，两家同住一个家属院内。

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我与任正非缘悭一面（注：想见上一面，但总差那么一点缘分），但是由于我们有着类似的出身背景，再加上华为这家企业的特立独行，所以我一直都很关注他，也通过我堂兄得知了他很多的往事，在他身上能看到很明显的贵州人特征，这段贵州经历也是任正非日后能够纵横天下很重要的原因。

很多年前，我在江浙一带讲演，面对台下江浙企业家所说的“贵州岀人才”之类的恭维之辞时，我的回答是：“贵州不像江浙，物阜民丰，人杰地灵，随便一个小小的县城一抓就有几十个进士十几个状元，可谓人才辈出。而贵州土地贫瘠，风貌奇倔，不具备大面积岀产人才的土壤。贵州的杰出人物就像贵州的山一样，不可能一下子批量成名，但是一旦从山旮旯里蹦出来，就是鬼才、奇才、不世之才。”

我说此话时，尚无人知谁是任正非，名满天下的贵州人只有龙永图。现在黔商已经走遍全国、风起云涌，我的这个判断总体来看依然成立。

贵州多山，山里的孩子和平原地区的孩子从小就不大一样，平原往往一览无余，风景尽收眼底，因此生活在平原上的人们多为人朴实，做事踏实；山里人则不同，我生活的小县城四周崇山叠嶂，云雾弥漫，再加上孩子的思维又不受限制，真是思接千载、神游八极，我小时候经常想，山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这种好奇心和想象力也是我日后做记者、做智库去走遍世界的动力源(4.920,0.00,0.00%)头。

因此我常说：比土地更大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大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大的是人的想象力，人的思想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延展性和穿透力。

任正非也是如此，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科学家的夸张之词，在贵州人身上得以应验，任正非靠着手中的叫华为的支点，真的撬动了地球。

但光是生在山里还不够，那个时代贵州的年轻人大致有三类，一少部分属于既得利益群体，衣食无忧，整天想的无非是如何当官掌权，日后他们也确实得偿所愿，大大小小几乎都当了个官，能够安稳度日。

绝大多数人属于第二类，是社会底层人家的孩子，山里土地稀少，时有饥荒，生存的艰难让很多人尚未成年就被磨灭了所有的想象与激情，日后也通常以修理地球为业，敢于出来打工已经是有志气、有胆量的人了。

只有极少数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第三类人，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境遇很可怜，只能蜷缩在教育领域，普通一点的做乡村教师，稍好一点可以到县中学去教书，像任父与我的父亲一样杰出的知识分子，才能在县重点中学做到校长。虽然生活依旧窘迫，但父母的言传身教能为孩子点亮文明世界的火种，保留弥足珍贵的想象力。

在很多人眼中，贵州就是蛮荒之地，贵州人都是披发左衽的野蛮人。殊不知贵州也有很多诗书相传的文章世家，培养出来的孩子，其根底之扎实，视野之广阔，其家学之渊源，绝不输于内地同辈，甚至在韧劲和狠劲上还尤有过之。

任正非的父亲曾经对他说过：“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幼承庭训足以影响人的一生，正是这样的教诲让任正非走上了一条崎岖而伟大的盗火之路。

但据我堂兄一家人讲，真正深刻影响任正非一生的，还是他的母亲。任母不过是一个贫困山区再普通不过的乡村教师，而且只有高中学历。但由于父亲忙于工作，家中子女的教育和抚养大多托付给了母亲，任正非与母亲感情极深，也通过他母亲，深刻的认识到了乡村教育的重要性。

任正非的做人做事的风格，他孜孜不倦、执着追求的意志品质，都源自任母的教化。任正非在困难时，我堂兄的一位朋友曾两次给任寄了一点钱，日后任正非一直在关照他，甚至一度曾想把他调到华为工作，后因其身体有病，未能成行，这种感恩之心也出自任母的教诲。

2001年任母遭遇车祸时，任正非正在伊朗做项目，只来得及回来看母亲最后一眼，任母就溘然去世。任正非所写的《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对母亲的忏悔，和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令读者无不动容。任正非日后大力提倡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的基础教育，这一举动和他母亲也不无关。

除了基础教育的耳濡目染，任正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贵州人“日鼓鼓的精神”。

前些日子，从不接受记者采访的“老干妈”在抖音上亮相，短短三分钟的视频，一天内点击量超过一个亿，成为多少网红梦寐以求可又百思不得其解的爆款现象。贵州出了两个世界闻名的企业家，一个是华为的任正非，一个是老干妈的陶华碧。两人除了同为土生土长的贵州人外，不同处数不胜数。

一个做上接天的生意——从事的是最前卫的高新科技行业，一个干的则是下接地的营生——炒油肉辣椒，沒有门槛，谁都可以干，任正非是典型的“高大上”，钻研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前沿的科研领域，而陶大妈则是“矮大紧”，斗大的字不识几箩，平日除了炒油肉辣椒，唯一爱好就是搓几圈麻将，同街坊大妈没啥两样。

但这天壤之别，并不影响两人都是世界级企业家。美澳等帝国主义国家，一边把华为当成“洪水猛兽”，不择手段，围追堵截，一边又追捧陶大妈的油肉辣椒，甚至引岀了美国人民因超巿中老干妈断货而示威游行的趣闻。

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两个成功的企业家本质上的相似之处，我认为就是贵州人的精神：

一、两人都是“防火防盗防记者”的典范，当今企业界的“余则成”。按贵州话说，坚信“装憨得顿饱”，决不羡虚荣。

二、相信“人欺地皮，地欺肚皮”的常识，绝不偷奸耍滑，投机取巧，“任尔东西南北风，兀自扎根破岩中”。

三、只做憨实的乌龟，不做聪明的兔子。坚持跑二三十年，最终跑到了终点。按贵州话讲，这就叫做“日鼓鼓”的精神。

提到贵州精神，还可以讲讲中国入世谈判的代表龙永图。面对长达十五年的入世谈判，三十七个要求进行双边谈判的成员国，单以进口关税为例，就涉及到六千多种产品，要一个产品一个产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谈，期间既要讲究技巧，还要坚持原则。

这样漫长的战争，海量的工作，苛刻的要求，按照朱镕基的说法，黑发人都要谈成白发人了，也只有龙永图这样的人才能谈的成，龙身上也有着典型的“日鼓鼓的贵州精神”，认死理，下死力、肯坚持。

这个世界上不缺聪明的兔子，他们闻风而动，尔虞我诈，绝不吃亏。独缺憨实的乌龟，他们尊重人性，恪守常识，坚韧不拔。短时后者常常是前者嘲笑的对象，晓以时日，聪明的兔子多成愚笨乌龟的殉葬品。

盗火者的脚步

1962年，任正非考上了贵州大学物理系，但读了半年就退学回家重考，彼时的任正非心高气傲，非清华不上。

第二次高考任正非成绩相当不错，但退学重考对录取还是有影响，故未能如愿，而且此时的政治风气已经逐渐在发生变化，这可能是任正非的最后机会，所以他只能选择就读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给排水专业，大学毕业分配工作时，遇到新成立的基建工程兵需要人才，而他学的专业恰好对口，就入伍当了兵。

所谓的基建工程兵，其实就是施工队，承担国防事业的相关工程。他曾随部队到辽阳太子河边修建化纤厂，当地环境的艰苦也给任正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部队进入施工现场时，数十平方公里的现场，没有一间房屋，部队全部都睡在草地上，当时是七、八月份。后来工厂拨款建了大批的土坯房，住在这种土坯房中，既不抗冻，也不防风，最低温度可以达到零下28度。

而且当时中国处于极度困难时期，肉和油的供应极少，东北老百姓(52.450,-0.48,-0.91%)每个月供应的食用油是3两，相当于150克。没有任何新鲜蔬菜，吃了半年的酸菜酸萝卜。

当时的任正非一边学习最先进的技术，一边过着最原始的生活，虽然吃了很多苦，但任正非更多感到的是以苦为乐。这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的鲜明特点，有着即使在咸水里泡三遍，在苦水里泡三遍依旧能以苦为乐的革命精神。如今这种精神已经彻底随时代远去了，这段生涯开拓了任正非的眼界，也锤炼了他百折不挠的意志。

1987年，也就是32年前，任正非在深圳创立华为，开始了他作为通讯领域盗火者的征途。

说起任正非的背景，很多人都讳莫如深，但其实相关资料很容易就能在网上找到，任正非的前岳父孟东波曾任副省长，任正非本人所谓的军队背景就是在部队当过基建工程兵，发明了一个小仪器，受到了表彰，但是没有军衔。

青年时期的任正非，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高精度计量标准仪器

转业后来到深圳南油集团，曾一度干到公司高管，但在一场商业骗局中，让公司损失了200万元巨款，在那个人均工资不到100元的年代，任正非顺理成章的被公司除名下岗、清退走人，一脚踹到了体制外，太太在南油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两人随后选择离婚。事业、家庭“两开花”的老男人任正非只剩一对儿女跟六个家乡投奔来的兄弟姐妹。

人们常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认为这句话相当不负责任。全球至少有一半人活在艰难困苦当中，其中成了的没有几个。歌颂苦难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苦难之于懦弱者就是人间地狱；只有对于有为者，苦难才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点在任正非身上表现的非常典型。

今年华为刚刚发布了新的愿景与使命：“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但43岁的任正非一头闯进这片市场经济的海洋时，还没有这些宏图大志，主要考虑的还是一家老小的吃饭问题。

我曾认识一名华为级别相当高的高管，而且是创业时代的老人，通过他略微了解了华为的创业史。

早期的深圳，是合法走私的海洋，便捷的通道经济下，创业期的华为干的也是“倒爷”的活，什么赚钱倒什么，甚至还倒过墓碑，一度彷徨了两三年，直到后来有一次倒卖电话，别人的一句话无意中点醒了任正非，既然终端（电话机）销售的这么好，那么交换机肯定大有市场，华为的第一桶金就是从代理程控交换机赚到的。

但如果仅止于此，任正非的命运与同时代的“倒爷”们也没什么不同，甚至可能因为他在这方面天赋有限，只能勉强混个温饱。此时的任正非，还看不出太多盗火者的气质。

说到这儿，扯句闲话，我和这位华为前高管聊天时，还谈到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江湖上关于华为“左非右芳”的流言蜚语传得很广，我特地向他求证了一番。

如此这般聊完以后，我大概得出一个结论：情有可原，查无实据，这也符合我长期以来的经验，从事咨询几十年来，我大大小小接触了数千个老板，并从中总结出了一条普适性的规律：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无论两人是配偶还是合作伙伴；而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往往是一堆糟心事。以后有暇我想写一篇《中国的男人与女人》，讲一讲商场上的那些“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此处先按下不表。

盗火的第一步，是从华为1992年自主开发程控交换机开始的，一年后交换机开发成功，其价格比国外同类产品低三分之二，也让任正非尝到了自主研发的甜头。当然如果仅限于技术转化、产品开发，华为还远称不上盗火者。

中国人往往喜欢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这种现象背后有很深刻的原因。这种科学、技术不分的现象常常表现在我们现代汉语的表达里，比方说我们经常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这里面就存在一个很大的含混之处，那究竟是技术是生产力，还是科学是生产力？

华为真正的突破，就在于由技术上溯到了科研，并且在这方面进行持之以恒的、大手笔的投入，这种坚持，首先源于任正非个人的坚持。作为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理工男，任正非给华为带来的是与生俱来的科研基因。

当然华为不是大学，也不是研究所，任正非曾在内部讲话中说过，华为的技术最多只领先半代，绝对不会为了什么民族骄傲、技术引导者等虚名去花大力气搞一些很玄乎但不赚钱的东西，主要精力还是聚焦五至十年就能实现产业化的技术研究。但即使是这种程度的研究，也弥足珍贵。

今天的华为，在全球范围内拥有18万名员工，其中研究人员占到45%，年均研发投入占到销售额的15%左右，2017年投入的研发资金约有870亿元人民币，其中大部分用于半导体、5G通信和人工智能领域，华为一家的投入就超过了包括英特尔和高通在内的美国整个半导体行业。华为至少有700名数学家、800多名物理学家、120多名化学家、六七千名基础研究的专家、六万多名各种高级工程师、工程师……这样一支研发队伍，几乎囊括了产、学、研各个领域。

这只队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其成员来自五洲四海，四面八方。如今美国在科技领域的统治地位，除了长期积累外，和其开放的人才战略有很大关系。

在二战结束和苏联解体这两次政治事件所导致的人才大转移中，美国都是最大的受益者。即使在和平年代，美国仍然高举自由民主的火炬，吸引全世界的人才。

今天的华为同样如此，敞开怀抱在全世界接收科学家，不仅提供高待遇，甚至是科学家们愿意在哪个国家，华为都有科研机构可以接纳，科学家想在哪儿办公，华为就在哪儿建研究所，与此同时，华为还和全世界很多大学、研究所都建立了合作关系，从事更长远的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华为的盗火之路，正是这样一步步走出来的。

国际化的探索

从贵州、中国，再到世界，舞台越来越大，任正非展现出的能量也越来越强，他所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

华为的全球化之路，远早于大多数人的想象。国内的商人们享用中国经济迅速膨胀和城市化带来的饕餮大餐尚且顾不过来，那还来得及把目光投向全球化。而与此同时，任正非已经把队伍撒向了全世界，尤其是贫困落后的第三世界。2003年我去加拿大时，曾和加拿大电讯巨头——北方电讯的高管有过一次交流，期间该高管就提到：“贵国的企业中有一家我们非常重视的竞争对手叫做华为，其创始人任正非先生，是一名很值得尊敬的企业家。”

我当时对于任正非是谁一无所知，回国后，我在央视《对话》栏目中曾经讲起过这个故事，之后才知道，这位任老板还是我的贵州老乡，华为在国内的低调和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一个小故事，我印象也很深刻，十多年前我去非洲的毛里求斯、肯尼亚等地考察项目，在当地使馆的安排下开过几场座谈会，没想到台下的听众大多是华为的员工，而且一问都已经在当地驻扎两三年了。

这件事给我极大的震撼，非洲在人们的印象中是典型的蛮荒之地，疟疾丛生、落后野蛮、甚至还可能有生命危险，而华为却在这样的地方扎下了根。

日后我去了印度，在号称“印度硅谷”的班加罗尔，也能到处看到华为员工的身影。之后我在全世界各处行走，在很多小国家和落后的地方，除了中国大使馆，最容易找到的中国单位就是华为办事处。

而且据旅居国外的朋友说，有些时候华人甚至可以向当地华为办事处寻求紧急援助。这种超前的战略眼光和布局，当真了不起。

近日的记者招待会中，有西方记者提问道：华为最近遇到了一些困难，请问华为内部是否系统地评估过，这么多年的研发创新投入是不是可以抵抗这些困难？

任正非的回答是：“今天可能要碰到的问题，华为在十多年前就有预计，已经准备了十几年，我们不是完全仓促、没有准备的来应对这个局面。这些困难对我们会有影响，但影响不会很大，不会出现重大问题。”

在十几年前，也就是中国刚刚加入WTO，中美关系的蜜月期间，华为就开始为日后的制裁做准备，这话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其实此话不虚，我和龙永图是故人。2001年中国顺利加入WTO，谈判代表龙永图名满天下、载誉而归。同为贵州老乡的任正非，曾专门设宴向龙永图请教国际关系。那时任正非已经开始布局华为的全球化战略，他意识到，想要进入全球化的主战场，免不了和西方大财团甚至政府打交道。

于是他问龙永图：华为应该按照什么样的规则和法律体系来制定自己的全球化战略？龙永图说道，当然是以联合国公认的条例为基础。任正非却表示不认同，他认为规则的制定权和解释权最终还是掌握在美国的手里，美国的掣肘才是将来华为全球化过程中最大的阻碍。如今事实证明，从未涉足过外交领域的任正非说对了。

2012年，当华为超越爱立信之际，《经济学人》曾发表《谁在害怕华为？》一文，质疑华为的崛起引起了关于网络间谍活动的恐慌，文中称：“有人认为中国政府在帮助华为赢取海外合约，以便让谍报人员利用其网络来进一步窥探全球电子通信网络。”

此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扣留的事件，更是一场相当明确的由国家发动的针对民间企业的绞杀，美国的长臂管理、霸权主义在其中展露无遗，虽然华为一直将遵守规矩作为重中之重，但是作为一家18万员工，涉及众多领域的公司，别人想挑点岔子，吹毛求疵很容易。

有些“美分”，特别一些美籍华裔很糟糕，坚持说美、加是法治国家，一切是按照法律程序来的，跟政治没有关系，这简直是一派胡言。列宁曾经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普鲁士军事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其著作《战争论》中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技术竞争，尤其是关键领域的竞争，就是和平年代的战争。

近日网上流传着任正非接受国际媒体的采访全文，很多人都在关心任正非说了些什么，然而我更关心西方记者提出了哪些问题。因为但凡提问，提问者心中早就预设了答案，不是回答者三言两语能够改变的。

这些怀着恶意和不信任的问题本身就明确表示着西方各国的态度，对华为的抵制和对中国崛起的敌视必然会掺杂在一起，因此即使任正非说的再恳切，再有智慧，几度重申华为是独立的商业公司，声明华为卖的是裸设备，设备没有意识形态，都是于事无补。

随着贸易摩擦的深入，更大的挫折和打击还在后面。既然选择作为盗火者，那么必然要面临风吹日晒、鹫鹰啄食的宿命，我们只能希望任正非能有普罗米修斯之行，而无普罗米修斯之命吧。

望天树的故事

前些年我在西双版纳考察的时候，曾经见过一种很奇特的树，树高足有四五十米，器宇轩昂，冠盖如云，当地人告诉我这叫望天树。但奇怪的是这树往往是鹤立鸡群、方圆几里内低矮的普通林木只能龟缩其下，仰望其高，这种伟岸而孤独的望天树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然而看似偶然出现，茕茕孑立的望天树，实则离不开整个生态系统的支持，正如看似偶然出现的任正非，其背后是体制的力量，改革与开放，从两方面造就了任正非现象。

如果任正非还困在体制内，中国无非是多一个郁郁不得志、满腹牢骚的老公务员罢了。体制外的出现，救了任正非，正因为改革开放，广东有了“海”，一个在体制内被认为是废品的中年男人，妻离子散、扶老携幼、身拖病恙，一头扎进海里，居然硬生生打拼出一个世界级企业。

其次，华为还要感谢中国的全球化进程，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允许民营经济去纵横捭阖，才让华为摆脱掉了所谓的所有制歧视，奠定了跟全世界对接的基础。

一个伟大的企业成功有必然的因素，也有偶然的因素。它不需要拔苗助长，人工培植，只要给一个公平的环境，成王败寇，物竞天择。伟大的企业绝不是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用千百亿砸出来的，而是市场的雨露滋润下，自然生长出来的，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伟力之所在。

如果任正非要感激这个时代，不是感激时代的扶持，而是感谢时代的放手，感谢这个时代为企业家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而企业家也成就了这个时代。

以深圳为例，从一个小渔村，到今天生产总值突破2.4万亿元，经济总量居亚洲城市前五，2018年度财政收入突破9100亿元，甚至力压上海一头，不过区区四十年。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数额，这个年轻的野心城市最初就是为企业家而生，它的荣耀加冕也彰显着企业家的力量。

不光是深圳，中国的乡村也逐渐呈现出了企业家的力量。近日我重返顺德北滘——这个珠三角的普通农村小镇，因为一个三千亿规模美的电器，成了一个力压几乎所有欧美小镇的现代小镇。而小镇上冒岀的美的，碧桂园两家世界五百强企业，不仅撑起了这个中国最富的小镇，而且如今同步斥千亿巨资，双双向机器人(15.230,-0.20,-1.30%)产业布局。

这一方面反映了企业家对国家尤其对故土改天换地的伟大作用，另一方面，杨国强与何享健两个昨日的草根，今日摇身一变成为智能行业的领军人，这与华为所带来的平台效应与带动作用不无关系。

笔行到此，禁不住淌岀两个感慨：华为的探索与实践，无愧“中华有为”，任正非的所做所为，也堪称“以正压非”。

然而这仅仅只是开始，一棵望天树既然能够崛起，一片森林的产生也当有其可能性。任正非的崛起带有偶然性和极强的个人色彩，但是这也昭示了一种必然，一个伟大的时代——企业家时代正在到来。

在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指令干预之后，如何能够创造更好的商业生态环境，提供更到位的政策支持，使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能够成建制的出现，让更多的商人转变为企业家，这也是任正非现象留给国家和社会各界的一个重要课题。